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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背后 | 漂：聚焦城市新移民

      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地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学术期刊中心常务副主任、《地理学报》专职副主编何书金研究员的指导下，中国地理资源期刊微信公众平台近期创意推出“文章背后”专栏，从作者、读者、审稿人、评论人、编辑等多元视角，着力挖掘各个期刊刊文背后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诚邀您的投稿。

联系方式：朱晓华

E-mail：geores@igsnrr.ac.cn

电话：010-64889584

本期嘉宾

      李志刚，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城乡规划学会副理事长，美国Urban China Research Network副主任委员。曾先后担任中国地理学会青工委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副院长以及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等职务。

      近年在国内外城市地理、城市研究、城市规划领域发表文章140多篇，其中SSCI收录40多篇。参与国内外10多部书籍编写，出版中文专著3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参与国际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多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曾先后获得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一届青年地理科技奖”、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首届中国城市规划青年科技奖”、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城市地理优秀论文奖”一等奖、“第二届吴传钧人文与经济地理优秀论文奖”一等奖，南京大学规划校友会“卓越青年奖”，并连续入选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 (2014-2017年连续四年)。曾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巴特莱规划学院访问教授，兼任曼彻斯特大学Manchester Urban Institute国际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城市社会地理，目前的主要研究兴趣为移民聚居区、农民工回流及建成环境对城乡居民健康和感知方面的影响。担任国际期刊《Urban Studies》中国编辑（2012-2015）和国际编委（2016至今），担任《Urban Affairs Review》、《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The China Quarterly》、《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Journal of Urban Affairs》、《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城市规划》等国内外高水平期刊的审稿专家。

      本期“文章背后”，听李志刚教授讲述他从事城市新移民研究的故事，与大家一起分享。

朱晓华

中国地理资源期刊微信平台总编室

       应朱晓华老师的热情邀请，需要完成这篇“文章背后”以“漂”命名的命题作文。这样的题目，说明朱老师对我和我干的活非常了解，加上他顺带赠送给了我他在商务印书馆的新著——《生命由自己把握》，形成一种无形的动（压）力，使我只能加班加点，完成以下的叙述（此处有呵呵，其实我本人也非常乐意写作一点文字，以与同仁分享）。

      我的履历非常简单：出生在湖北天门市岳口镇，一个地图上都不太能看清的地方，如果没听说过一点也不奇怪，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上大学离开家乡，读完博士回国工作，一直在同一个大学——中山大学工作了十年，最近回到了湖北武汉，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三年多。时间过的真快。每次填写干部履历表，职业栏的填写都很容易，没有太多好写。如果回首往事，也就似乎没什么好写。仔细想想，觉得自己属于比较典型的小镇青年，运气较好地出生在70年代末的中国，等到1998年我从大学毕业，已经开始目睹这个国家的巨变和腾飞。2001年留学回国工作，当时的广州正在房价剧增的前夜，上海、北京、深圳的房价大涨也只是刚刚起步，所以我很幸运地早早“买楼”，所以，也没有感觉太大的生活压力。当然，也是向同事们借一些、银行贷一些，好在负担不重。也许，运气一直伴随着我吧。

我的大学

      置身于城市地理研究领域，我把自己定位在中国城市研究。但在1998年以前，作为大学里一名普通的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我其实完全不知道将来该去做什么，也并不清楚未来的道路何去何从。城市地理、城市研究这些，更是十分遥远。小镇同学在武大读书的不少，多是物理、通信、经济之类专业，如我这样读工程、设计专业的很少。亲戚中有几位在家乡做建筑设计，影响我选择了相近专业，以便将来“能有一碗饭吃”。同学们多数延续了高中的节奏，理科、数学、考试。而我对绘画、设计、艺术表达这些东西，内心更多的是不解与抗拒，老师所说的灵感和天赋，只是让我更加困惑。类似很多来自小地方的迷茫的年轻人一样，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名人传记、参加数学竞赛，苦闷地寻找着未来的方向。在这期间，对我影响很大的，是经常聚会的一对双胞胎同乡，保送武大物理系的两兄弟早就立志出国，进入大学后更是夜以继日地学英语、听英语。同班同学中也有类似情况，TOEFL、GRE的考试十分热门（也许今天依然如此）。这些现象，使得我也心生出国的念头，偶尔在学校图书馆翻看英文杂志，想象着遥远世界的模样。由于家庭条件所限，我在高中二年级才第一次到过本省的大城市武汉，省外更是完全没有去过。可能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强烈的向往。这种向往，当然也应该蕴含了孤独的小镇青年追求认同的渴望，出国在当时无疑是比较“酷”的。不过，真的出国是在我从南京大学城市资源学系的人文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的事了。

南大研究生阶段

      1998年的就业形势不妙，规划专业不好找工作。由于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规划专业的硕士点，我决定考研，目标是南京大学。当时的想法，完全不是专业上的考虑，首先是要去一个更好的大学。当年南大开国内SCI之风，影响很大，绝对是青年学子们向往的地方。艰苦的准备考研，幸运的考上了，而且更幸运的成为学界泰斗崔功豪先生的学生。当时的南大，对硕士生毕业已经有了严格的发表文章的要求。作为一名传统设计训练模式培养出来的规划专业学生，我也生平第一次面对“科研文章”这样一个新鲜事物。记得当时在南大图书馆查阅英文期刊数据库，界面不大友好，也不知具体该如何查找，试了几下就放弃了。南大三年，深感这所百年名校的优势在于优良的学风、勤奋和严谨。教学楼在周末和假期也很难找到自习的地方，“人满为患”，到处是埋头苦读的人。除了大师级的老师如崔老师、顾朝林教授、林炳耀教授、周怡教授等，很多学长如张京祥、甄峰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有各方面的影响和帮助，持续至今。南大的出国氛围更加浓厚，研究生宿舍弥漫着Offer的气息：出国读博几乎是当时每个人的理想。我也置身其中，并且幸运的拿到了英国的ORS奖学金，得以在毕业后去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地理系读博士。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出国以后到底要读一个什么样的博士，PhD该做什么更是几乎毫无概念。去南安以前，只和未来导师吴缚龙教授（当时还是讲师）在南京汽车站匆匆见过一面。现在想来，当年的吴老师其实比我现在还要年轻好几岁。小镇青年要出国了！记得出发前，家里大摆宴席，来了很多亲戚朋友，还在镇上电视台点播了流行歌曲和港产电影，字幕依次排出热烈祝贺某某某赴英国就读博士云云（呵呵，好喜庆）。

博士阶段的研究

      从北京飞伦敦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现在还可以清楚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夜，吴老师开车在南安汽车站接我到宿舍的情景。他还带了访问学者们留下的锅碗瓢盆给我。留学四年，我的研究生涯才真正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乃至整个人生的幸运值，也由此开始爆表。作为南大和港大着力培养的、在国际上最具潜力的中国城市研究的青年学者，吴老师给予了我学术上全方位的悉心指引和关怀，他的认真仔细、严谨踏实和勤奋努力感染了我，也激发了我对研究工作的兴趣和热忱。与同门何深静、刘玉亭伉俪，同宿舍的魏严正（前年已经故去）、邓军博士，在一次次茶余饭后的交流中，也潜移默化地提升了我的认知能力和学术水平。吴老师手上有一些国内的人口普查数据，我一直在帮他处理。我们发现，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实证芝加哥学派早期所开创的城市生态学研究，国际上的工作很多，中国的除了广州和南京，其他地方的研究基本还没有展开。加上和当时在南安短期访问的北大冯健博士、中大魏立华博士交流，我逐渐明确了研究主题：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问题——市场化下的中国，愈发凸显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正在出现。当然，因子生态分析还不够支撑一篇博士论文，吴老师为我进一步确定了上海社区调查和小尺度的研究内容。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工作，会从当时（2003年）持续至今，最近我依然还在做着武汉的社区调查工作。

与导师吴缚龙教授在一起

      上海的社区调查是在上海市社科院卢汉龙老师的帮助下展开的，还记得当时在他家旁听他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场景，他们谈的现代性问题，我要到多年以后才会再次思考。在场几位学友，匆匆一别再也未曾见过。当时的主要感悟，是调研计划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张力。今天回头来看，其实是一种调研中的常态。三个典型社区新福康里、番瓜弄和新泾，从名字即可看出社会经济地位或贫富差距，都是上海较为有名的典型社区。顺带查了一下，现在新福康里的房价已经涨到每平米15万元，番瓜弄的均价也在每平米5万元，这在十五年前是完全感觉不到的，时至今日，犹如梦境。博士期间所积累的大量文献、见识和人脉，为我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以论文核心内容为基础所写的几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地理学报》、《TIBG》等国内外顶级期刊上。

空间分异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05年9月底毕业回国，跨入罗湖口岸的一刻，深圳的天际线扑面而来，立刻感受到国内城市与英国城市尺度的差别，珠三角是当之无愧的巨型城市区域。中山大学是我的下一站，入职前几天我在广州看望了正在表兄开办的皮具厂打工的父亲，“三来一补”、城中村、农民工的话题，从纸面转成现实，从此有了实际接触。而这些课题正是中大人文地理研究的特色与强项，城中村和农民工社会空间研究从此与我结下不解之缘。直到今天，身处武汉大学的人才公寓，隔壁也是一片繁荣的城中村（风光村）和外来人口聚居区。

中大十年

      中大地院的十年，是我的学术工作起步和渐入佳境之时。基于源自德国的优秀地理学血脉和临近港澳的地理优势，中大在城市地理、城市研究、城市国际化研究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诸多先生们如许学强教授、闫小培教授、保继刚教授、薛德升教授、朱宏教授、李立勋教授、李郇教授等，给予了当时聚集的我们一帮年轻人以巨大的支持和鼓励，创造了十分和谐融洽、也颇为奋进的学术氛围（不知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许多场景，每每想起仍会非常怀念！这一群“年轻人”包括曹小曙、林耿、刘云刚、周素红、陶伟、袁媛、何深静、沈静等等，今天多数已成长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领域的中流砥柱。身处其中，不成材也难。记得曾有半年时间，与薛德升教授和刘云刚教授每天相约在中大旁边的下渡村同一家小饭馆吃午饭，几乎无话不谈，交流可谓多矣。还记得司徒尚纪教授退休后仍每天上班，笔耕不辍，每每路过我的办公室，会递来厚厚的新著，令人汗颜不已。珠三角和广州是城市地理研究的绝佳场域，为我实践在博士期间所接触的诸多文献和理论提供了机会，感觉自己的学术天地一下广阔了起来。

A

项目带学科

      融入项目带学科的中大模式，我很快开始接触地方实践。最早负责的项目来自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闫小培教授，结合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深圳一方面推动全域城市化，一方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社区”，两个工作均指向了当时所谓“关外”的大批城中村。在闫老师指导下，位于龙岗的爱联社区的转型与规划研究成为我的第一个课题。我曾大量阅读的芝加哥学派、居住分异、移民社区等方面文献，一下有了用武之地。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复杂远超我的想象，中国现实与已有理论的距离是明显的。在与华南理工大学魏立华教授和团队的合作中，也教给我很多地方知识，整个过程下来，感觉又做了一篇博士论文一般，当然也出产了几篇好文章。微观社会空间尤其是移民聚居区的丰富性、复杂性，其中所折射的地方与全球、以及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与张力，也开始吸引我的注意。移民聚居区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空间过程？背井离乡的他（她）们对于城乡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身边出现了很多来自老家的亲戚朋友，他们都在珠三角地区打工。一次一次去到广州、深圳、东莞的城中村、工厂、作坊，在一次次访谈问卷调查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从小镇青年到大学老师，我自己的“漂”的状态，我所面临的融入单位、融入广州、乃至融入国际化的状况，以及从一个普通的（甚至社会底层的）工人家庭向所谓“中产”或知识分子阶层的转化，其中所蕴含的奋斗、激情、困惑与张力，在这些社区和移民身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实我自己就身处在这股“移民大潮”之中。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何尝不也是一样，也正朝向复兴和繁荣的未来“移民”？研究移民聚居区就是研究我们身处的这个特殊时代，就是认识和理解我们自己。

B

非洲人区

      广州小北路非洲人区的研究始于2006年指导本科论文期间，国际化的广州正在出现各种新变化，非洲人区的出现在当时已经不时见诸报端，我所在的中大团队在学界最早开展了相关研究。作为一种“南南流动”的全新移民现象，广州非洲人区的研究很快也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国际学者的合作和互动成为这一时期我的学术工作的重要特点，很多本是研究非洲的学者如卡迪夫大学的Alison Brown教授、伦敦南岸大学的Michal Lyons教授（已故）、当时在香港大学的Adams Bodomo教授等、还有诸多知名华人学者如美国的马润潮教授（当时刚退休）、耶鲁大学的萧凤霞教授、UCLA的周敏教授等，纷纷参与其中。与他（她）们的合作和交流使我受益匪浅，一种综合的，结合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小尺度的城市地理研究思路也逐渐成型。基于这些合作，我逐步增加了自己的文章数量，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和诸多SSCI期刊发表了系列文章。在与这些学界前辈的交流中，我还深刻感受到他（她）们对于所从事的研究事业的热爱。特别是Michal Lyons教授——她是犹太移民，从以色列去到英国工作和生活，当时已是癌症晚期，却仍坚持亲自实地调研，每次从伦敦飞来广州便立即开始田野工作，每天会在旅馆整理访谈资料直到凌晨。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也接触、接待或指导了各国各地关注这一问题的青年学者、学生近百人，交到很多朋友，其中如挪威奥斯陆大学的Heidi Haugen博士、德国科隆大学的Tabea Bork博士等，都已成长为这一领域的青年专家。他们有的来自地理学、规划学、建筑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背景，也有MBA、学外交的、传媒的、语言学的、电信的、医学的，还有很多媒体人（如《纽约客》记者Evan Osnos、BBC、央视的记者等）、艺术家、摄影师（如李东）、作家（如旅行作家Lieve Joris）、电影人、清华本科生暑期调研的，等等。与他们的交流，让我愈发感受到了当前学科发展的交叉融合趋向，解读全球时代的地理现象需要不同专业观点的碰撞与综合。

      更为感慨的，是在田野调查中所接触的非洲“移民”。虽然不像某些媒体所描绘的那么低端，但广州的多数非洲人并非如上海北京等地的跨国公司里的“高端”白领，多数是从事中非贸易的商人。例如我的朋友、当时加纳商会的首领阿塔，他常常问我：“你的研究对我们有什么用处？”这也成了我时常思考的问题。见过无数行色匆匆、颠沛流离之间仍然在奋斗不息的非洲商人，让我总有似曾相识之感。我想起早年所看到的自己的父母，他们在小镇集体经济倒闭之后，变成了小商小贩，经营日用品和小商品，经常在半夜去坐班车，到武汉汉正街进货后第二天傍晚返回，感觉他们总是嘶声竭力、行色匆匆、坚强维持；节假日是最忙的时候，家里总是没有大人。

小北路非洲人（摄影：李东）

      作为非洲人聚居区的小北路“自下而上”发展而成，非常类似纽约内城的老唐人街，是一种“非正规的”、但极为重要的连接中非的“经济之桥”和“社会文化之桥”。全球与地方的复杂互动、国家政策、地方文化对这类族裔聚居区的影响无疑具有时代性和全球性。而中非关系更具有很强的国家战略性，“一带一路”大格局里包含了一个个“小北路”一般的微观社会空间。北大柴彦威教授曾告诉我，日本当代地理学的任务是为人类探索成熟型的、老龄化社会的持续发展道路。我想，小北路研究话题虽小，但也肩负着为中国城市融入全球化、为在社区尺度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探路的重大任务。

广州非洲人聚居区研究成果

C

湖北村

      同步开展的，还有针对广州湖北村等城中村话题的研究。湖北村的研究，是我念兹在兹的一个。2008年从学校教师宿舍搬出，住进中大教工们所在的商品房小区坚真花园。没想到的是，楼下不远即是海珠区最大的一片城中村——东风村，其中活跃的外来人口居然多是来自我的故乡湖北天门的制衣工人或老板，很多来自老家的亲戚朋友，在其中讨生活。他们有成的有败的，满是酸甜苦辣。每每路过村里人山人海的“招工桥”去海珠湖跑步，耳边便是熟悉的乡音，看到的都是来自故乡的农民工。我会产生一丝幻觉，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漂”在这个大都市里，有着一样的苦斗。我决定，一定要为这里写点什么，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湖北村的调查和研究系统地展开，我所指导的研究生们也完成了相关论文。这些工作，为发表在《地理研究》和《Urban Studies》上的系列成果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基础和亲身接触，我对城中村问题有着自己的判断，希望能以实证支撑和强调其中所蕴含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去除诸多城中村所面临的“污名化”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小北路非洲人聚居区也同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地理学的力量在于揭示空间差异，而我所关注的空间分异问题往往指向某些移民聚居空间所面临的歧视与误解，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简单粗暴的改造、规划或拆除。对于广州保障房社区的一系列研究，也有同样的感受。因此，思想和观念上的“除魅”是这类研究的一种重要应用。

      运气非常好，当时吴老师申请获得了英国ESRC所资助的一个大项目，我是项目的Co-PI, 针对北上广等地的系统的城中村调研开展起来，与华东师大宁越敏教授、北大冯健博士等的深度合作也开展起来，我对城中村的研究再上一个台阶，成果发表在了《城市规划》、《Urban Geography》等期刊上并获得了一些奖项。2013年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人的城市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一直关心的“新移民聚居区”问题，也就更加有了用武之地。结合国际上正在兴起的情感地理学研究，我将新的研究方向定位在了农民工群体的社区依恋、归属感和居住满意度等社区感知方面，以此拓展社会空间研究的分析框架。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与社区的情感关系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人地关系。为此，我和团队师生进一步研究了深圳富士康等各类外来人口聚居区，揭示了“归属感”和“乡愁”对于农民工群体的重要意义，甚至关系其身心健康水平。

 湖北村与城中村研究成果

回到武大

      2015年，我回到武汉大学工作，担任城市设计学院院长。作为青年学科带头人，我开始思考如何拓展研究领域，带好科研团队、培养学生。相比珠三角的全球化、市场化和移民化特征，湖北乃至中部地区的学术“生态位”在于人口外流与输出，正好可与对东部地区的研究形成互补。进入“新时代”，伴随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回流农民工开始在湖北出现，我也开始关注他们，将目光投向家乡所在的“天门—潜江—仙桃”（所谓“天潜沔”地区）区域的回流农民工，尤其关注“回流地”的选择和“创业精神”的影响因素，从而与我在广州所做的城中村研究形成整体和回路。同时，依托武大的人文化、综合化学科优势和在数字化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我将自己和团队的研究方向进一步落地，开始关注更为基本的科学问题：建成环境对居民健康与感知方面的影响，将其视为“人地关系”角度的城市研究新的核心任务。

建成环境对城乡居民健康与感知的影响研究成果

      在与国外学者如哈佛的Neil Brenner教授等的交流中，我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度正在上升，出现了所谓后殖民批判、比较城市化、地方化（provincialization）等新动向，强调所谓“普通城市”和地方经验。原因在于，传统城市理论过于聚焦北美西欧、多将纽约等明星城市经验视为普世化的，忽略了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理论潜力。这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湖北乃至武汉，更不用说中部诸多小城市，不也正是这种“地图之外”的“普通城市”吗？由此，我们一方面系统引介了这些新的理论观点，一方面开始了针对新的实证工作并尝试“理论化”工作，相关成果也将先后发表出来。

      结语

      作为青年学者，我的所谓“往事”的叙述其实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其实，人生的故事应是才刚刚开始，本文只是展现了我的成长与科研“背后”的一些事情，以便与同仁们做一个深度的分享。一路走来，从家乡到武汉，之后到南京，到英国南安普敦，到广州，再回到武汉，自己似乎完成了一段不长不短的“奥德赛”之旅。感触最深的，是这个时代所赋予的各种机会和所遇以及各种各样帮助我的人。整整一百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曾提出，学术生涯的成功，其实往往取决于运气。对此我深以为然，也为自己的好运而感慨。如果没有这些机缘，没有这些帮助、启发和指引，我是绝不可能取得目前这些有限但十分宝贵的科研成果的。

虽然一直漂泊在各地的“异乡”，与家乡的关系也难说紧密，但我作为小镇青年的“身份认同”始终存在，也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我的研究和选择。因此，我也自信地以为，自己这些研究是一种独特的“参与观察”，有自己的深度和温度。正因为这种血脉关系，服务国家和社会，应该是研究工作的天职。比如著名地理和规划学者、英国UCL大学的Peter Hall爵士，就一直致力于通过学术研究来服务英国的城市发展和建设。我觉得，这种服务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参与大项目、大工程，也可以是通过一点一滴的实证以改进观念和认知。就学科而言，发展和创新是常态的，科学革命的步伐总是向前的，已有的知识体系总是会进入“过去时”。随着中国发展的深度全球化、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城市地理研究的范式、方法和理论也会面临新的“科学革命”。作为一种讲究交叉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学科，地理学也许会进入新的“移民”阶段，面临新的“漂”的状态。如何应对？这些年所接触的移民们已经告诉我答案：面对复杂，保持欢喜；学习、调整、适应，然后继续前进。是的，Keep Calm and Carry On。